让高校静下心来教书育人

文/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 张曙霞   2017-07-11 23:24:51

教育优先发展,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。

今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办好公平优质教育是2017年重点教育工作。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看来,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,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。但目前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,一些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,而是出文章、出成果、提高排名,不断获得学术荣誉。

“问题出在思想观念上,而直接诱因是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。”龚克说,这几年,南开大学一直在强调要有定力,要把人培养好。

龚克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、天津大学校长。在十多年高校管理者的职业生涯中,他常以“改革者”、“敢说话”的形象出现。近年来,南开大学的很多改革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,比如,在南开,学校最高议事机构校务委员会为学生代表设固定席位,从2014年开始南开新建非管理机构不设行政级别,将教学评价作为教师职称评定的前置条件,等等。

“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,作为一项民生事业,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。”龚克说,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,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。这样的民生功能,和培养一位工程师、培养一批学者,是不一样的。

在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记者专访时,龚克表示,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,靠三项职能来实现。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。

教育打破贫困代际相传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,办好公平优质教育。当前条件下,如何理解教育公平,学校方面又是如何践行这一理念的?

龚克:中国教育经过多年发展,义务教育实现普及,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。

我相信,到2050年,中国的高等教育也会走向普及。从这一角度看,教育应该是连着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事业。而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公平的服务。但目前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地域和城乡差别。

近年来,政府下了很大功夫,提升欠发达地区孩子上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机会。例如,实施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,由中央部门高校和地方“211工程”高校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,在800多个贫困县单独拿出招生计划。南开大学去年就专门在贫困县以下的中学招了307人,占招生总量达8%。去年全国重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人数增长21.3%,而南开大学增长了27%左右,相当于是为21.3%的增速做了贡献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在贫困地区单独拿出招生计划,是否对其他地区分数更高的学生意味着不公平?

龚克:随着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,作为一项民生事业,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贫困代际相传。特别是我们这种所谓重点建设的研究性大学,更要意识到不管多么拔尖,现在做的都是一项民生的事业,是一个逐渐大众化、普及发展的公共服务。

我们一开始也不是特别理解,在一个省、一个市的范围内,都不能按照一个分数线来招生,有时候放着600多分的学生不招,而去招500多分的。这会不会不公平呢?

现在想明白了,公平不仅是分数面前的平等,还要打破贫困的代际相传。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大学生走出来,可能会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和面貌。这样的民生功能,和培养一位工程师、培养一批学者,是不一样的。

这也是我们谈到教育公平的时候,必须深刻理解教育作为民生事业对公平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。这种公平要比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深刻得多。

但另一方面,没有质量的公平是毫无意义的公平。所以现在要更加关注,如何提高教育质量,把这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培养好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除了公平发展,你还一直主张教育优先发展。为什么要这么提?

龚克:教育优先发展的理念,是由教育的基础性、全局性和先导性作用所决定的。

虽然现在政府工作报告没有直接提出,但从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上看,还是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的,这一点从教育费用增速、占财政开支比重可以看出。

从另外一个角度说,教育之所以要优先发展,是因为教育事业实际上是一个育人的事业。它的基础性、全局性和先导性都跟育人有关系。

特别对于研究性大学来说,育人靠的是什么呢?首先是教学,打基础;然后靠科研,培养举一反三的能力;再后面,教学、科研的延伸是社会服务,包括国际合作,还有文化传承。

所以,教学、科研是学校培养人的两个主要方面。所以教育优先发展的要义还在于,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,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有观点认为,有部分教师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报课题、搞科研、写论文上,而在教育教学上投入较少,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儿?

龚克:教学和科研的中心偏离了人才培养。很

龚克简介

1955年6月生,湖南湘潭人,工学博士,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现任南开大学校长。

曾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,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常务副主任、主任、科技处处长,清华大学副校长,天津大学校长等职。多高校搞科研不是为了培养学生,而是出文章、出成果、提高排名,不断获得学术荣誉等。

为什么会出现偏离?思想观念出了问题。大学最初在国外发展起来,功能不断演变,最早期大学的功能就是教学,后来经历改革,将科研放进去,通过教学和科研的结合来培养人才。再到后来,威斯康辛模式兴起,大学增加了服务社会的功能,其实意在将学生培养和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,更好的培养人才。所以大学就有了教学、科研和服务社会三大功能,均是围绕人才培养来展开的。

但这三大功能翻译到国内,就变成了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。这样一来,科研、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并列了,而且,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,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。

这不符合法定观念。《高教法》第31条规定:“高等学校应以培养人才为中心,开展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,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。”也就是说,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,靠三项职能来实现。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。

很多人强调大学科研对社会经济发展做直接贡献的要求,忽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都是为了育人的根本任务。论文不应成为唯一标尺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如何扭转观念的偏差?龚克:教师和学生观念的转变,其实是改革最难的部分。现在,一些教师并没有把立德树人、教育育人的职业观念牢固树立起来。我们招聘的时候,提问为什么喜欢当教师,大多回答说喜欢做学术,很少有人说喜欢培养年轻学生。学生则认为,对自己将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名校文凭,而真正在学期间为今后发展德智体美打好基础的主动性不够。

观念难以转变,最主要还是对大学的评价体系出现了偏差。评职称、当教授,依然是多数大学老师的职业目标。论文又是横在教师评价体系的一杆硬标尺。

当下的问题是,论文评价被滥用,几乎所有的科技学术活动,比如评选长江学者、竞争科研项目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学科排名等,最后实质是都要“拼论文”。

近年来,学科评估开始重视到教育了,但是还是比较皮毛,比如看生师比、教授上课比例以及生源等,这些还不能真正体现教学质量、教学投入。

最近,政府强调教育开支的绩效,这个绩效也要看排名。包括新生专业选择、学校选择也这样,大多还是看排名。所以这就是一个走不出的怪圈。

从学校角度来讲,如果对论文关注过多,放在培养学生上的注意力就不够了。

这几年,我们一直强调南开大学要有定力,要把人培养好。为了加强教学,南开大学推出了对教学多层次多维度的评价,尝试包括了教师自评、上课的学生以及毕业生和毕业5年校友、教学督导组的评价等。在教学评价体系里获得好评,是教师评职称的前置条件。

南开正在校内开展这一改革。但不能否认,在综合改革中相对削弱论文的分量,提高教学的比重,可能导致学校排名下滑。每一个排名出来,我们都很紧张,一旦名次下滑,校内校外都会来拍砖,压力很大。

从长远看,国家层面应加强高校各类评价体系的改革。不是否定论文的标准,而是让论文的标准不唯一化,不作为通用标准。而且,整个评估要透明,评估的目的、指标、数据来源和评估针对的主要群体要让公众知晓。另外,一定要建立对本科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。

“双创”重点在培育创新精神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自2015年以来,中央和地方各级都大力支持和鼓励创业创新,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投身创业,在校大学生休学创业、教师创业的情况也不少,怎么看待这一现象?

龚克:首先,大学生的创业创新最终目的是什么呢?从宏大的角度看,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需。创新型国家不光需要重要的科技成果、优秀的论文和精英的科学家,还需要创新的公民和充满活力的体制,这也是双创的着眼点所在。

双创重点是要培育创新精神,这一点和培育尖端科学家并不矛盾。但要防止两大误区。一是放弃学业、忽视学业去搞创业,恐怕得不偿失。学生以学为主,这个不能变。我们从不鼓励休学创业。创新创业是结合在一起的,缺乏创新精神,很难创业。因为创业没有创新的精神,很难去创。而只有创新精神,没有扎实的学业基础,也是做不成事情的。我认为,应该把创业创新当成学生的实践活动,与学业学习有机配合起来。

二是在进行创新创业的教育中,过度强调融入专业教育。普遍参与创新创业,会提升学生活跃度,这相当于是通识教育的一部分。所以将创新创业作为一种实践培养的话,不要太强调专业性。更何况,社会上大量的实际问题是跨专业问题。对学生来讲,发挥创新创业,打破学科界限,推动改革通识,又加强专业深度,把握好学业和创业这种关系非常重要。

而在整个引导方面,新注册公司数量、营业额等指标,对大学生来讲,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,在创业过程中,提升了创新能力、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,包括其间形成的社会责任感,对国情的真实了解以及合作、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和素质。

此外,创新创业教育和优秀科学家的培养,也不矛盾。衡量创新创业到底是否成功,是看赚多少钱、融多少资,还是看在创新实践中提升多少素质和能力、增强多少社会责任感,这两者的关系要处理好。

至于科学家办企业,要非常慎重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,有很多优秀的教授办企业,最后变成很蹩脚的企业家。在创新型国家,优秀的科学家更多是将自己的成果向企业转化,作为回报,可以持有一定股份。对于教师离职创业,应该“允许”,而不应“鼓励”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不少代表呼吁打开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通道。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难在哪?对于提高成果转化率有何建议?

龚克: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确存在很多问题,这些都要解决。

但是一定要注意,国内目前并不是好成果过剩,尤其是原创性成果并不多。而原创性成果供给不足,将是日益凸显的大问题。

原创性成果是多年磨一剑做出来的。比如说,聚氯乙烯(PVC)树脂是广泛应用的塑料品种之一,但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氯化汞催化剂,这不仅使我国汞矿资源迅速枯竭,还会带来极其恶劣的环境污染。南开大学化学学院研发出用于PVC合成的新型低汞触媒技术,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。几千万的科研经费,产生出好多亿的产业效应。但这如果没有南开大学在化学专业长期的积淀、厚实的基础研究,短时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基础研究做得越深、对科学的认识越透,越容易解决实际操作问题。中国发展到现阶段,要站在创新型国家前列,从供给侧来看,原始创新的科技供给不足,可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: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是本届政府行政改革的亮点,也是着力最大的领域。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有何实际进展?

龚克:不客气地讲,这几年政府放权放了很多,删减了很多项目,但是我们的获得感不强。

很多东西,它实际上是从政府转到了事业单位,也就是那些半官方的机构。比如,现在不再评重点学科了,对我们松绑不少。但社会组织依然在评。而最后国家在各类经费发放、绩效评估等方面还是会参考这些评价。

又如,这几年,政府可能下放了一些审批权,但是我们的文件、会议、检查,一点都没减,相反大幅地增加。以2016年为例,前十个月我们收到的各部门下达的文件比2015年全年多了50%,而2015年比2014年多40%。我们现在会议开得比以前多,研究上级文件更多,但真正研究学校自身工作的时间却少了。

现在应该让高校静下心来,好好地研究教书育人。

人才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,靠三项职能来实现。教学、科研和社会服务都不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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